当百分之五的增长让人感觉更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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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当5%的增长让人感觉更糟时

每年中国官方公布GDP增长数据时,总会引发一个普遍的困惑:为什么官方数字显示经济年增长5%,但许多普通人和民营企业家的”体感”却是收入下降、工作难找、生意难做、前景黯淡?

这道官方数据与个人感受之间的巨大鸿沟,指向一个足以颠覆官方叙事的惊人真相。一位在中国工作二十余年的美国金融专家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指出,这种以债务驱动的增长不仅不是好事,反而是中国经济在自设的”死亡陷阱”中越陷越深的证据。它揭示了一份国家资产负债表上长满的不是肌肉,而是肿瘤。

佩蒂斯并非那种”隔着太平洋看报表的理论家”。他自2002年起就在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教,并在进入学术界前拥有多年的华尔街实操经验。他深谙中国经济的肌理,其分析因此具备了独特的权威性和洞察力。

1. 核心迷思:5%的增长不是财富,而是肿瘤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体中,GDP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指标,像温度计一样反映经济的冷热。但在中国,GDP是一个自上而下设定的政治目标。

这种”为增长而增长”的模式运作方式如下:中央定下例如5%的目标,然后将任务层层压给地方政府。如果市场自发活动只能产生2%的增长,地方官员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保住自己的前途,就会启动借债机器,大搞基建投资。哪怕这些项目根本不赚钱,只会累积巨额债务,但只要钱投下去了,GDP数字就产生了。

这种增长的本质,并非创造价值,而是在毁灭价值。它增长的不是经济的”肌肉”,而是不断恶化的”肿瘤”——债务负担。正如佩蒂斯所分析的,这种模式相当于把本应分配给老百姓的钱”抢过来烧掉了”,甚至比烧掉还要坏,因为它变成了永远也还不清的债务。这正是那个悖论的核心:国家在GDP报表上庆祝肿瘤的增长,而公民却在自己的钱包里感受到实体经济——那些真正的肌肉——正在萎缩。

2. 增长的代价:中国的发展模式建立在压制你的收入之上

佩蒂斯的分析逻辑非常清晰:中国的发展模式长期以来通过系统性地将财富从普通家庭转移到国企和地方政府手中,来补贴生产和投资。

具体手段包括:压低工资水平、维持极低的银行存款利率,以及提供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其结果是,普通百姓手里的钱太少,导致国内消费严重不足。

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长期徘徊在38%到40%之间,而正常经济体的这一数字约为60%(美国接近70%)。这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老百姓买不起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过剩的产能只能走向两条路:

  1. 出口到全世界:这制造了巨大的贸易不平衡,并引发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贸易战。
  2. 在国内继续无效投资:盖更多的房子、修更多的高速公路和高铁,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的经济失衡。

3. 错失的窗口:中国经济面临的三大痛苦选项

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本有一个转型的”黄金窗口”。在2006至2008年前后,当大部分基础设施缺口已被填补时,本应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然而,为了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维持高增长,中国不仅错过了窗口,反而”猛踩油门”,在过度投资的道路上又狂奔了15年。

“一个成功的模式,因为太成功了,产生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导致它在需要改的时候想改也改不动,自己走向了成功的反面。”

这个曾经成功的模式已走到尽头。佩蒂斯直言,如今已不存在无痛治疗的方案,中国经济面临三个痛苦的选项:

  • 选项一:继续走老路。 继续借债搞基建、搞房地产。这能在短期内维持GDP数字,但代价是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直到最终引爆系统性崩溃,就像1980年代的巴西一样。
  • 选项二:根本性再平衡。 将财富从政府和国企手中,大规模地转移到普通百姓手里,从而真正提高消费能力。这在经济学上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它需要触动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
  • 选项三:接受停滞。 停止债务的野蛮增长,接受GDP增速断崖式下跌至0%甚至负数。如果处理得当,下降的成本可以主要由长期占有财富大头的政府和国企来承担,对普通人的冲击相对较小。但这意味着政府掌握的资源将大幅缩水,同样是其不可能接受的。

4. 效率的崩溃:如今创造1元GDP需要多花三倍的资本

经济学中有一个衡量投资效率的指标,叫做”增量资本产出比”(ICOR),它衡量的是每增加一块钱GDP需要投入多少资本。

这个数字的变化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

  • 2000年代初:中国大约投入3元资本,就能产出1元新增GDP。
  • 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7元至9元,甚至更高。

这意味着,为了创造1元的新增GDP,中国现在需要投入近三倍的资本,而这些资本绝大部分都以债务的形式出现。这也清晰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债务规模会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在短短15年里,中国的总债务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约140%飙升至如今的近300%甚至更高,这种增长速度在人类经济史上都属罕见。这种崩溃式的效率,正是错过了2008年转型窗口的直接后果;国家现在被迫注入三倍的毒药(债务),只为让那个肿瘤(GDP)再长大一点。

5. 贵州样本:昔日的”建桥奇迹”如何成为绞死经济的绳索

贵州省提供了一个惨痛的解剖样本。就在不久前,宣传机器还在疯狂吹嘘”贵州奇迹”,宣称这个发展样板拥有世界近半的百强高桥,实现了”县县通高速”。

然而,今天,这些曾被吹捧的建设成就,成了”绞死贵州经济的绞索”。贵州是一个贫困省份,年财政收入仅2000亿人民币左右,但其显性债务已高达1.5万亿,如果算上地方城投公司的隐性债务,总规模可能超过3万亿。这是什么概念?即使贵州省政府不吃不喝、不发一分钱工资,也需要15到20年才能还清债务本金,这还不包括利息。

现实是,贵州财政早已事实性破产,它正是整个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缩影。当问题无法掩盖时,官员便成了替罪羊。近期,贵州一位副省长因”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不力”等罪名被处理。对此,佩蒂斯评论道,将一个持续了近20年的系统性问题归咎于个人,是不公平的。

结论:数字之外,我们该相信什么?

了解了佩蒂斯的分析框架,我们应该明白,在现行模式下,官方的GDP数字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如果中国继续不惜一切代价维持5%的增长,那只意味着它在通过借更多的债、制造更多的无效投资,在债务陷阱中越陷越深。这种增长数字越高,未来的崩塌可能就越惨烈。

对于普通人来说,看到那个5%的增长数字时,或许应该感到恐惧。请不要搞错:这笔债务有到期日,而账单最终只会寄往一个地址——那就是中国普通百姓的家。

当增长的数字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未来的道路在哪里?而这笔巨大的债务,最终将由谁来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