蠢得实在、坏得精明

文/王小波门下走狗

咱们先不说大道理，说个街坊邻居常有的事儿。

两口子打架，媳妇被打得鼻青脸肿要离婚，旁边总有个把脑子修炼得特”辩证”的邻居跳出来，抱着肩膀意味深长地说：这娘们儿闹离婚，背后肯定有对门老王在挑唆。

这逻辑很是强悍：只要找到了”外部因素”，这巴掌打在脸上仿佛就不疼了。

把这事儿从胡同口挪到大学讲坛上，道理竟然是一样的。有些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个邻居的升级版。

比如有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看着伊朗人上街挨枪子，他不说人命关天，非说这是以色列为了转移视线搞的阴谋。 在他那套逻辑闭环里，你要是心疼伊朗人，你就是帮以色列干坏事。这就好比说，你心疼那挨打的媳妇，你就是破坏家庭团结的罪人。

这套”智力杂技”的祖师爷叫萨义德。他手里捏着张王牌叫”东方主义”。大意是说，凡是西方人批评东方，那都是偏见，都是为了殖民。 只要你反美，那你杀起自己人来，也是一种”文化自主”。 这种二元对立的脑子，就像个只有两个档位的开关：只要不是西方，那就是好人，哪怕是个暴君。

更有趣的是那帮法国哲学家，比如福柯。

福柯先生自己是个同性恋，却跑去伊朗赞美霍梅尼的”政治灵性”。 要知道，在那个”灵性”充沛的地方，同性恋是要被吊死的。福柯先生对此有个解释，说那不是政府，那是”人民意志的直接表达”。 我估摸着，要是福柯先生真留在那儿体验了一把”人民意志”，他大概就没机会回巴黎写那些漂亮的论文了。

还有萨特和波伏娃，这两位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坐得稳稳当当，一会儿夸苏联有”完全的自由”，一会儿赞美咱们这儿是”乌托邦”。 他们这帮人有个顶顶聪明的特质：把远方的苦难抽象化，变成自己理论里的作料。吃完了这顿带血的饭，抹抹嘴，依然回公寓过他们精致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就叫”坏得精明”。他们知道哪儿是戏台，哪儿是刑场。

但也真有那”蠢得实在”的。英国有个叫考德威尔的教授，他是真信。他觉得波尔布特的柬埔寨是人类希望，非要亲自去朝圣。 结果刚跟偶像谈笑风生完，当晚就被偶像派人一梭子打死了。

孔夫子说”求仁得仁”，这位教授算是把这成语用肉身给注释了一遍。他的死，简直是对那帮在书房里过干瘾的知识分子最响亮的一记耳光——虽然那帮人大概率是假装听不见的。

说到底，这世上大概有两种”反抗者”：一种像萨特，在安全距离外表演愤怒；一种像考德威尔，傻乎乎地跳进绞肉机里证明绞肉机是真的。 至于那被绞成肉泥的普通人，在他们眼里，不过是证明某种主义伟大或者某种理论精妙的耗材罢了。